刘强东涉嫌性侵案是否会被公诉？关键因素在这里

　　此一过程中，事实认定者不得考虑其他消息来源(如媒体报道)的信息。所以，在刘强东案中，除亨内平县检察官之外的所有局外人看到或听到的所有信息，都不构成本案的证据。

　　目前，局外人能够了解到的确认事实，仅仅包括2018年8月31日当地警方对刘强东实施了逮捕。根据警方公布的调查报告，该逮捕为“无搜捕状”逮捕。在美国，各地警察每年作出大约150万次逮捕，一种是有搜捕状(Warrant)逮捕，一种是无搜捕状逮捕，后者占所有逮捕的95%。

　　无搜捕状逮捕，发生在警察目睹犯罪行为发生现场，或者根据“合理依据”某人实施了(或马上要实施)犯罪行为(比如警察获得了当事人或在场目击证人口述，包括案发当时或紧接之后与亲属或朋友的通讯，或者提取了现场物证等)。逮捕之后，警察需要提供一份宣誓的书面证词，说明“合理依据”的理由，放入案卷备查。

　　警方调查报告显示，刘强东因为被指称实施“性行为犯罪-强暴-既遂”(CSC – Rape – Completed)而被逮捕。这里必须指出，逮捕和警方报告都不是犯罪事实的证明，不过是警方对其逮捕行为“合理依据”的说明。而且，根据适用的证据规则，警方调查报告内容并不一定被法庭采纳为证据，除非案发现场警察可以就自己的亲身观察出庭作证，根据他人叙述(如当事人或目击证人)形成的报告内容，必须由叙述人亲自出庭作证，不然可能以传闻证据理由被法庭排除。

　　事实上，美国警方发现犯罪或接到犯罪举报进行调查之后，也拥有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出具调查报告，类似检察官在接到警方报告后决定是否起诉。警方可以选择不出具调查报告(unfounding a crime)。据有关统计，所有报警的暴力案件中，警方只对其中39.3%完成调查报告;所有财产犯罪报案，警察完成报告的比例为49.3%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本案当地警方提交犯罪报告本身，表明警方认定犯罪发生，值得交付检察官考虑起诉。

　　综上，截至目前的信息判断，似乎表明警方倾向于认定有犯罪发生(虽然该认定远远不等于证明刘强东有罪)，希望检察官提出公诉，但检察官有不受节制的自由裁量权，决定是否提出公诉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检方是否决定公诉，起核心作用的仍是证据的充分程度。